一项以“防止工资帽规避”为名的修正提案，正在将大学运动员的代言收入置于一个4880万美元的限制之中，而这个限制的控制权则掌握在学校和联盟手中。《保护大学体育法案》在参议院经过70比21的投票后向前推进，预计最终将提交众议院审议。法案新增了超过35项修正，其中由参议员Katie Britt和Tommy Tuberville提出的一项，明确将与学校相关的NIL（代言收入）资金纳入预计的4880万美元支出上限。

问题的核心在于措辞的模糊性。修正案将“学校相关”的NIL交易纳入工资帽，但对于“相关实体”一词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，这造成了很多假设的可能性。例如，来自Nike的合同是否会因为Nike是球队的球衣赞助商而被计算在球员的支出上限内？文章中的类比十分直白——如果联邦政府要求将LeBron James的Nike合同也计入湖人队的工资帽，仅仅因为Nike是赞助商，这将显得极其荒谬。然而，这种荒谬之处在于NBA球员通过集体谈判已经取得了他们应有的权利。

而大学运动员却没有这样的保护。他们缺乏工会的支持，无法有效阻止代言限制的施加。因此，一个未被定义的词足以将合法的第三方交易纳入限制范围，从而逼迫运动员的薪酬空间收缩。模糊的措辞不是失误，而是故意设计。法案的模糊性显然是为了制造出足够的假设情境和语义上的纠缠，从而掩盖其真实的目的——不遗余力地削减大学运动员应得的收入份额。

换句话说，管理者表面上是在防范规避行为，实际上却在尽可能为教练、联盟和学校保留更多资金。这种操控并不新鲜。文章指出，NBA老板惩罚Steve Ballmer的驱动在这项法案中同样可以找到：对运动员价值的任何认可都必须遭到强烈否认。职业体育中的球员已经经历了一轮斗争，而大学运动员却正处于这一斗争的起始阶段，他们面临的不是联盟内部的规则，而是可能成为联邦法律的条款。

文章最后强调，这种剥削的想法如今可能成为联邦法律的一部分，足以说明其渗透的程度之深。